朱耀明牧师与黄雀行动:港人做了一件很荣耀的事

朱耀明牧师与黄雀行动:港人做了一件很荣耀的事

曾参与黄雀行动,协助八九民运人士流亡的朱耀明牧师。 2019年5月14日摄于香港

1989年发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范围青年学生争民主战争示威活动曾不测地成为团结海内外华人的一条特殊纽带。当时主权尚未正式回归北京的香港疾速卷入其中,从捐款、送帐篷等各种方式的支援活动,到5•21百万人大游行,港人一直满腔热情地关注和支持着这场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范围的街头民主运动。六四屠杀发作后,香港更成为众多被北京当局追捕的民运人士的逃生跳板。来自各界的不同人士疾速组成“公开通道”,胜利地协助不少处境风险的学运首领由香港逃往海外。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黄雀行动”。2014年随香港争普选战争占领中环行动而重新站到民主前线的朱耀明牧师,当年就参与了公开通道的救援行动。他承受本台电话采访,引见了他参与救援行动的阅历,以及八九六四事情对香港社会的深远影响。

八九学运点燃了海外华人的爱国情

法广:首先,关于黄雀行动,能否简单引见一下1989年的时分,您是如何参与到这项救援行动中的,当时香港社会能否支持这样的行动?

朱耀明牧师:“六四屠杀,我想整个香港人都很愤恨,都很受震动,由于没有想到政府会用坦克、用枪伤害本人的人民。这一点,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记得我6月2日还在北京同乌尔开希说:这个运动自身是胜利的,由于这场运动把海外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都燃点起来了。但是,我当时也看到广场四周曾经布满了军队,看到其他的防范等都布置好了。我对他说,清场是早晚的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军队是用坦克和枪来杀害本人的人民这样的方式来清场。由于当时在广场的人曾经不多,而且,那个时分,大家也没有什么对抗的行为,什么都没有,就坐在那边。当时还有“四君子”(法广注: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在那边劝他们怎样有次序地撤离……历来没有想到坦克开进来了!枪开了!”

“我6月3日要回香港,协助一个人证婚。所以我6月3日就回到香港了。那天参与婚宴晚饭的时分,曾经有记者报道说:开枪了!我们都不敢置信,由于当时广场上那么战争、有序。为什么要开枪呢?!后来宴会完毕回家以后,我们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很多的伤者,看到救护车在交往广场,而且看见有穿白衣年轻人满身鲜血地被用木头车子推着去医院;也看到医院很多等候救援的受伤者,而且看到医院里有很多遗体……当时,我想,整个香港、整个世界都震惊了。特别是香港很近,很多记者都上去,又回来,所以信息很通畅,我们都很理解正在发作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看着电视,都流着眼泪:为什么有这么残忍的政府,这么暴虐的政府?!会杀本人的人民!运用那么大的武器来杀本人的人民!当时我们都很愤恨,也很伤心,看到那么多受伤的年轻示威者。但是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我本人在6月4日清晨的时分,看到那些电视画面,我祈祷:上主啊,我能够做什么呢?仿佛什么也做不到。我们在香港,他们在北京……每个人都想做什么,都不晓得怎样样做。所以,6月4日,一切香港人都去跑马地哀悼,声讨制造屠杀的政权。那时分,还没有人晓得做什么。我也不晓得做什么。”

朱耀明牧师:“我是代表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参与支联会的。支联会成立之后,我被选入援救组,看有什么需求,就提供协助。当时有批法国医生说北京需求一批药品,我们就筹款,准备购置药物,送往北京。但那次没有做到。”

“到6月中的时分,我听说有人开拓了所谓的“公开通道”。这个公开通道开启的时间,我并不晓得。但如今翻看历史,看那些参与的人,他们说大约是在6月中。那些流亡的人士为什么流亡呢?由于发作六四屠杀以后,马上就有通缉令,第一个通缉令名单上有21个人,后来是30多人。有两个通缉名单。我大约是在6月中以后,听说有人救出了李录,还有严家其夫妇。那时分,我不晓得他们怎样翻开了路,他们说先同香港政府打招呼,说可能有人逃出来。那些流亡者都没有钱,但他们有名片,是一些记者给他们的。那些曾去协助他们的香港同胞都给他们名片,有商界的,有文化界的……那些人流亡的时分,就拿那些名片,通知香港一些他们认识的人,这些人通知所谓公开通道的人。他们先救了一批很知名的人,大约是十个吧。那个时分我才经过友人和媒体听说有公开通道。”

港英政府和法国做了很巨大的工作

朱耀明牧师:“6月底时,来的人很多。开端的时分是法国政府愿意收容这些 逃亡的学生。”

“我觉得有两个国度当时做了很巨大的工作。第一个是港英政府。由于这些人来到香港,一定要香港政府默许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即使到了香港,也没有方法出境。它(港英政府)就通知那些公开通道的人说,假如有国度愿意收容他们(流亡者),它就能够让他们出境。当时,他们曾接触美国,但是美国没有立刻做什么决议。后来他们去法国领事馆,与法国领事馆孟飞龙先生(Jean-Pierre Montagne)谈。孟飞龙先生当时是法国驻港副总领事。他容许了,说:我帮助。正是由于孟先生愿意协助这些人,他签证了,让他们分开,所以,那些人来到香港,第一天、第二天就走了,在香港根本上没有怎样停留。所以,孟先生真是一位很巨大的人道主义者。由于他开了门,公开通道才干够开通。假如当时没有人收,那香港政府也很艰难。当法国说愿意收的时分,公开通道就开通了。所以,那些人就能够来,然后走了。”

“但是,渐渐地人开端多了,法国政府收了很多。有些人没有名气,但他们也来到了香港。到6月底的时分,人数比拟多了。”

法广:有几人呢?

朱耀明牧师:“大约是有十几个人留在香港。由于第一个平安问题。救出来的那些人呢,先住在其别人家里。后来,他们租了一个中央,让这些人住下。但那个中央也不能再住了。所以,6月底的时分,司徒华先生对我说:朱牧师,你去帮帮他们吧!我就开端去协助他们。”

“帮他们最重要的事,第一是要同香港政府谈:那些人来到香港,是非法入境者。怎样样让他们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合法地留在香港?由于要有其他的国度肯接纳他们,他们才可能走。我们请香港政府让他们留在香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怎样样保证他们的平安呢?后来,他们通知我们说,就按香港政府过去的处置办法,将那些人送到入境处,入境处检查他们的身份。假如证明他们与民运有关,就发给他们一个“行街纸”。这是一个能够暂时停留在香港的证件,这样,他们就合法了。多半状况下,是给他们3个月的时间。有这3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去游说其他国度收留他们。”

“我要做的第二步,是游说其他领事馆,希望他们接纳。由于法国曾经接纳了很多。到7月份的时分,曾经有几十人去了法国。法国那边也容不下(这么多人),而且对那些流亡的人照顾也很少。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才能照顾那么多人。我们就开端找一些中央给他们住。他们经过入境处检查之后,就能够住在我们找到的房子,等候其他国度接纳。香港政府审批了以后,就把名字送到其他国度的领事馆,希望其他国度可以收留他们。我也是拿着那些名单,去领事馆。”

“第三步我要做的事,是要去找其他的一些国度,比方美国、加拿大等国度的华人组织,这些都是从香港移民去的。还有教会。由于要去其他国度不像6月份、7月份的时分,法国当时就收留他们尴尬民,照顾他们。美国则请求我们找一些担保人,要有担保人照顾他们(分开香港后)的生活。我们就在温哥华、多伦多、纽约、洛杉矶等地找担保人。在7月底到8月期间,大约有七八十人停留在香港。法国当时曾经阐明他们不能再接纳了,由于很艰难,当然,10月份邓小平出来以后,法国当时接受很大政治压力。不可以把整个政治压力压在一个国度身上,法国希望有其他国度接纳。9月份的时分,美国方面表示愿意收了。这样,法国收一局部,加拿大接纳一局部,那个路(公开通道)就通了。”

“我在6月底开端协助做的就是这种工作:主要是布置他们去外国。”

香港人做了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朱耀明牧师:“你说香港人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很简单:当时全世界的国度都很同情这场运动被杀、被追捕的人。大家都很同情他们,香港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捐款、维护他们,有些人给他们提供住的中央,等等,都是基于同情。我说,香港人做这件事,协助当时那些流亡的人,是做了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法广:那这些协助这些内地逃往的人士的香港人都是那些社会阶级的人呢?

朱耀明牧师:“有些是提供信息的。那些流亡的人只要名片,有记者,还有文化界、出版界等一些曾去支持他们的人都留下了名片。这些人接到电话后,就联络公开通道的人。公开通道的人晓得以后,布置和通知他们去什么中央等候,然后再从香港派船去接他们。所以,这些人中还有以前走私道路上的,什么阶级都有。后来那些流亡的人跟我们说,在内地,也有公安、军队的人协助他们。他们坐车的时分,假如发现他们,就当看不到,让他们上车、下车等等……有很多人这样协助他们。正由于这样他们才可能来到香港。”

法广:黄雀行动持续了多长时间?

朱耀明牧师:“自6月中开端以后,不断到1997年,不断都在运作,协助他们,照顾他们。由于有些人坐牢以后想走,我们也协助他们分开。有些停留在香港。96年时大约有六、七十人还在香港,没有其他国度接纳。到97年的时分他们很焦急,不知道会怎样样、能不能分开。我就去找香港政府谈,通知他很多人都希望分开,看有什么方法让他们分开。那个时分,香港政府说,假如那些流亡的人要分开,他们希望可以协助他们全部分开。到97年5月,英国政府收了一批,然后它(英国政府)游说了一些北欧国度: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度也承受了一些人。所以,这次行动应该是在1997年6月才完整完毕……”

法广:也就是在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之前……

朱耀明牧师:“对。”

法广:在救援过程中,你们最担忧的风险是什么呢?

朱耀明牧师:“艰难最主要是通讯的人能不能讲明白地址。整个行动中有一次失败。那是在1989年10月份。当时,有人说陈子明、王军涛在湛江的一个中央。音讯传到香港,公开通道的人就通知前线运作的人。但抵达那里发现,他们不在那里,其实是公安布下的局。结果我们有两个人被抓了。所以,在那个时分,其实大家都很担忧,就是要如何避开上面对流亡人士布下的局,担忧怎样区分真的、假的,这很重要。”

法广:那两名被捕的人士后来状况如何?

朱耀明牧师:“都放了。”

六四引发港人第二次流亡

法广:1989年的时分,固然中英会谈曾经完毕,但香港主权还没有正式回归北京。八九六四的发作在您看来,对港人和中国内地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朱耀明牧师:“这个影响太大了。由于我们97年回归。但89年看到中共政权这样残暴,人们当然很慌张本人的命运。很多人是49年以后跑来香港的。经过20年,30年,他们安排在香港,他们有家,有本人的工作,有本人的事业。他们在大陆曾经阅历过共产党统治下的各种政治活动,他们是受过苦的,所以才逃来香港。如今看到共产党用这种办法对付本人的人民,当然每个人都很恐惧。所以,那时分移民潮很高。大家都希望分开。他们第一次逃来香港,但如今香港不平安了,他们要找中央去。所以,八九事情对香港人的影响很重要。”

“当时香港人做了两个工作。有些人希望香港人能留在香港,所以,当时有一批人去英国,游说英国政府给香港出生的人发放(英国)护照,保证他们在主权回归北京后的平安;另外有一批人就争取在1991年普选整个立法局(立法会)。这两条线,一个是争取民主,希望可以以民主保证人权、自在、法制。两方面的工作都在做。最后,英国没有给香港出生的人护照,但还是给那些敏感的人发放了居英权。所以,对香港的影响很大,那是第二次流亡。”

法广:换句话说,也就是八九六四的发作,在一定水平上激起了香港人争民主的热情……

朱耀明牧师:“对,由于只要民主才干够保卫我们具有的人权、法制、自在。我们看到一个专权的政权那么残暴,当然民主能够有更大的保证,由于香港有些人能够分开,但更多的人不能分开,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才能,能够移民去其他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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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救助被中国警方追捕的民运人士外,30年来,港人年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留念晚会,吊唁逝者,呼吁为八九正名。

但是,30年来,香港也随着主权回归北京,而自在空间日渐收紧。曾经协助八九民运人士逃脱抓捕的朱耀明牧师,2019年无法地目送因争取特首普选而发起战争占领中环行动的同伴被判刑、入狱。

2019年,港府开端提案修正《逃犯条例》。假使此项修例取得经过,北京当局将能够名正言顺地请求香港引渡任何当局想要抓捕的人。30年前那次英勇的黄雀行动恐再无复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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